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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he British Regulars fired and fled,—

How the farmers gave them ball for ball,

From behind each fence and farm-yard wall,

Chasing the red-coats down the lane,

Then crossing the fields to emerge again

Under the trees at the turn of the road,

And only pausing to fire and load.

……

For, borne on the night-wind of the Past,

Through all our history, to the last,

In the hour of darkness and peril and need,

The people will waken and listen to hear

The hurrying hoof-beats of that steed,

And the midnight message of Paul Revere.

英国正规军如何开火又如何逃跑，——

农民们如何以子弹还击子弹，

从每道篱笆和农院墙后，

追逐着红衣士兵沿着小巷，

然后穿过田野再次出现

在道路转弯处的树下，

停下来只是为了装填和射击。

……

因为，随着过去夜风的吹送，

穿越我们所有的历史，直到最后，

在黑暗、危险和需要的时刻，

人们将会醒来倾听，

那匹马的急促蹄声，

以及保罗·里维尔午夜的信息。

这是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于1860年写下的诗歌《保罗·里维尔骑马来》的选段。在内战爆发前“黑暗、危险和需要的时刻”，诗人以独立战争的首役“莱克星顿的枪声”为背景，以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为主角，构建了一个民族传奇故事。尽管这首诗歌存在大量虚构情节，但它对英国正规军与美国人交战的情景刻画却反映出独立战争的某些特点——例如民兵的广泛参与。在田间草地与英军作战的“农民们”，正是殖民地各州的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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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发行的“一分钟人”纪念邮票

一

在论及独立战争中的民兵之前，有必要对几个名词概念进行区分。

所谓民兵即是“公民士兵”。根据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的定义，“民兵”指任何在紧急状态下可临时动员、由公民而非职业军人组成的武装力量。民兵制是相对于常备军而言的一种军事制度，在独立战争爆发前，民兵制已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广泛建立。

广为人知的“一分钟人”（Minuteman）是独立战争时期马萨诸塞州的一类特殊民兵组织。它是美国独立战争中首批响应号召的军事组织之一，其成员数量占据了当时民兵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一组织从各殖民地民兵队伍中挑选出身体强健、训练有素的成员组建而成。他们以高机动性和快速部署能力著称，一旦有紧急状况发生，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集结并奔赴战场。这种高效的组织能力使得殖民地能够在面对英军的突然袭击时，迅速作出反应，为独立战争的早期阶段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支持。

大陆军（Continental Army）是1775年6月14日由第二次大陆会议所组建的新英格兰非正规军。这支军队召集了来自各殖民地的志愿军，隔天委任弗吉尼亚州人乔治·华盛顿作为总司令。大陆军被认为是“统一的标志之一与反抗的中心”。它依靠各州民兵编制补充兵源，被认为是“局部军事力量的积累”：在建立之初，马萨诸塞州捐献了26个军营；康涅狄格捐献了10个军营；罗得岛捐献了3个军营；新罕布什尔州捐献了3个军营。每个军营的组成，根据它所拥有的连队的数量和它全部的实力，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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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托加大捷

民兵持有武器和装备，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在独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战争过程中，民兵常在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行军。“他们乘坐平底船，沿着肯尼贝克河向上行驶，途中经过长达十二英里的水陆联运，渡过一连串复杂的池塘和小溪，翻越白雪复盖的山口，有船可坐的人顺着肖迪埃河的湍湍急流向下漂航，其余的人则忍受饥饿和严寒，在那些野鹿小径上踉跄北行。”在兵源供应不足，物资供应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民兵仍然有较为良好的表现。在萨拉托加战役后，华盛顿对参战民兵给予了较高评价。“他们大多数是我国最优秀的义勇兵，装备良好，而且许多人连粮食都是自己带来的。假若这个州和毗邻的几个州的人民也同样地普遍有这种精神的话，我们可能早就使豪威将军陷入和柏高英将军差不多一样的境地了。”不少参与独立战争的民兵对这段经历感到非常自豪，认为自己“已为美国的事业尽了一份力量”。建国一代精英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也认为民兵制度应成为国家军事制度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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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的步兵团

二

但是，独立战争的经历也暴露了民兵制的种种问题。第一，民兵缺乏纪律性，平时骚扰百姓，战时临阵脱逃的事件层出不穷。在战争期间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常对民兵散漫的作风和低下的战斗力表示不满。“七年战争”（1756-1763）期间，华盛顿致信弗吉尼亚总督丁维迪，抱怨民兵“宁愿挨饿，也不愿携带（给养）。到行军时，缺乏早餐，路上遇到的第一条牛就成为他们的食物，饱餐一顿，再继续前进，中餐晚餐均如法炮制，人民则深受其害。”华盛顿认为，常备军“在统一指挥下，任何不轨行为都不可能逍遥法外”，而民兵“任性妄为，随意来去，对任何命令指示都可置之脑后”。在独立战争期间，民兵面对英军的强势进攻仍然“松松垮垮，畏缩不前”，在训练有素的英军面前相形见绌。“依靠民兵犹如依靠朽木枯株。刚刚脱离家庭和平环境的人，不习惯枪林弹雨，军事技术也一无所知。他们面对的敌人都经过正规训练，行止听令，装备完善，知识与武器均占优势，因而缺乏自信心，往往心虚胆怯，以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生活方式的突然改变(尤其是住宿)，使许多人生病，更多的人焦躁不安，返回家园已成为无法抑制的愿望。”

第二，民兵短期服役的制度无法适应长期作战的要求。华盛顿指出，进行有系统的长期作战需要训练有素的军官，但征集士兵和军官日益困难，开支与日俱增，兵源的补充面临危机。“民兵可以在短期间内抵挡一阵。但很快被频繁征召的各州民兵将会全不应征。即使应征，也是勉强而来，敷衍塞责，等于不来。……他来了，你不知怎样来的；他走了，你不知何时走的；他作战，你不知在何处浪费你的装备，消耗你的库存，而在紧急关头却脱身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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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战争的战役分布图

对民兵制弊端的切身体会，深刻影响了一批军官、以联邦党人为主的政治家的军制改革观念。他们主张在保留民兵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支常备军作为国防力量的重要保障。华盛顿是建国一代中较早提出改革军事制度，建立常备军的领导者。在战争期间，他多次向大陆会议呼吁，从现实层面指出建立常备军是适应当前战争形势的必要举措。除了民兵的作战以外，外来援助被认为是美国取得独立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汉密尔顿指出，“美国民兵在最近的战争过程中，由于他们在许多场合下表现的勇敢，已经为他们的名誉树立了不朽的纪念碑。但是就连他们中间最勇敢的也深知祖国的自由不可能单靠他们的努力来建立，无论这种努力是如何伟大而有价值。”他认为，“同纪律严明的正规军稳健地作战，只能由同样的军队来进行才能获胜。”因此，合众国应当建立常备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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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岛战役

然而，常备军制度与职业军人仍然为建国一代中绝大多数人所反对。首先，他们认为常备军制度对民众的民主与自由构成威胁。建国一代中不少精英对人性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所有人按天性都是喜欢权力的，一旦掌握就不肯放弃。指挥的欲望每天都在增强。行使（权力）带来（对权力的）热爱，那些作为委托而被的东西授予，很快就会被说成是一种权利”。人性的弱点与权力的腐蚀性相互作用，“任意专断的权力”就会支配人民。是时，对权力的恐惧在政治文化氛围中发挥重要作用。“人天生是渴望权力的，——专制暴虐乃是人类的天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尽最大的可能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他们援引世界历史上专制政体的例子，论证“常备军是自由的天然敌人”。英国对和平时期维持军事建制的限制及其历史，使美国人民产生“和平时期的常备军危及自由的传统印象”。作为未经限制的作战权力的附带权力——国王的一项公认的特权，查理二世利用自己的权力在和平时期维持了五千名正规军的组织。詹姆斯二世将此数增加到三万，用皇室年俸支付军饷。克伦威尔利用军队推行独裁统治的历史，更使时人将常备军与“任意专断的权力”联系在一起。革命时为了废除这样危险的权力，当时制定的权利法案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和平时期在国内征募或维持常备军，如未经议会同意就是违法。”一位署名“自由之子”的作者说：“常备军是自由的祸害，暴君及其宠臣的支持者；几乎所有的欧洲和亚洲国家都因此而沦为奴隶。”杰斐逊认为，无论将常备军置于行政权还是立法权的管辖下，它都会成为镇压民众、推行专制的工具。萨缪尔·亚当斯在一封信中表达了对常备军的担忧。他指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历史，都提供了大量军队推翻国家政权的例证。最初，常备军的建立旨在捍卫国家的自由，然而，最终正是这些军队将自由彻底粉碎。相当一部分反联邦主义者反对常备军的建立，因为它维护、扩张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对人民的权利与自由造成危害。“在我们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们，把他们安置在一个联邦城镇，给了他们铸造货币和组建常备军的权力，并建立了他们的专制政府之后；人民还剩下什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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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

主张建立常备军的精英对这些意见进行了充分的回应。他们同样利用自由、民主的话语，强调常备军对巩固国家政权的作用。华盛顿在1776年致大陆会议的信中指出，“如果我们的自由不是用一支永久性的常备军，即战争中一直存在的军队去保卫，那么，我们的自由即使不完全丧失，也会处于危险的境地。”相当一部分支持建立常备军制度的精英是联邦主义者，先后担任大陆军基层军官、华盛顿副官的汉密尔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主张结束各州之间的分裂状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一个牢固的联邦，对于各州的和平与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分裂和叛乱的障碍。”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常备军的建立不仅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问题，更是联邦权力与州权力之间的问题。如果邦联继续保持分裂和松散的状态，各州保留大量民兵，那么邦联最终将走向解体，各州之间可能会陷入相互攻伐的混乱局面。这样，“经常的战争和不断的恐惧，要求一种同样不断的准备状态，这就必然会引起常备军的产生。比较弱小的州或邦联，首先依靠常备军来使自己同比较强大的邻人平起平坐。它们会设法用比较正规而有效的防御制度，用训练有素的军队，用防御工事，来弥补人口和资源的劣势。它们同时还需要加强政府的行政权，这样做的时候，它们的宪法会逐渐趋向君主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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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投降

独立战争的过程已经证明，单靠民兵不足以应对不稳定的内外形势。因此，为了“对付国内的动乱”和“抵抗外国的进攻”，联邦政府必须建立“共同防务”。汉密尔顿认为，共同防御的必要权力是“建立陆军；建立和装备舰队；制定管理海陆军的规则；指挥海陆军作战；为海陆军提供给养。”他提出，这些权力应该不受限制，因为不可能预测或规定国家发生紧急情况的范围和变化，以及符合需要的方法的相应范围和变化。威胁国家安全的情况很多，因此对保卫安全的权力从宪法上加以束缚，都是不明智的。

其次，他们提出在当时的经济政治条件下，维持一支常备军所需的支出将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针对这一问题，支持建立常备军制度的政治家针锋相对地指出，纯粹依靠民兵制度才是对国家财政的巨大浪费。华盛顿认为，“维持这样一支能应付任何紧急情况的军队所需的开支并不太多，不会远远超过每天都需要召集援军、征募新军的开支，而且此种开支不可能带来好的结果。”在1776年9月的另一封信中，他提出民兵对资源的浪费甚至超过了维持常备军所需要的财政支出：“以常规的薪给维持一支五万人或十万人的队伍，我肯定要比一半有常规薪给，另一半靠民兵补充更为省钱。算上后者人营前和离营后的时间，集中和行军的时间，弹药的浪费，库存的消耗（不论会议如何决议与要求，他们总是必须获得装备，到时必须回家），加上他们在途中及营中的其他不胜枚举的耗费，凡常备军中所能奉行的正规办法与节约措施，均被摧毁无遗。”汉密尔顿也指出，与维持一支小规模的常备军相比，民兵反而“使合众国付出数百万元可以节省下来的开支”。

围绕民兵制度与常备军制度的争论延续十数年。1787年联邦宪法的军事条款反映了双方的博弈与妥协，也为美国军事制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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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约

三

在探讨独立战争中民兵制度的种种弊端及其对建国一代政治观念的深刻影响之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这种制度在战后如何被重新审视与调整。在独立战争中，民兵制度的种种弊端逐渐暴露，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战争的进程，也与建国一代的政治观念相互作用。尽管反对常备军的观念在建国一代中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对国家安全与军事效率的关切，联邦宪法最终承认了常备军制度的必要性。这一结果并非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此，我们有必要摘录联邦宪法中关于军事制度与军权的条款。

1787年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

国会有权：

征集并装备陆上军队，但此项用途的拨款期限不得超过两年；

供给和维持一支海军；

制定统辖和规制陆海军队的规则；

为征召民兵提供用度，以执行联邦法律、镇压叛乱和击退入侵；

为组织、装备和规范民兵提供用度，并为统辖其中服役于合众国的民兵提供用度，但民兵军官的任命和按国会规定纪律训练民兵的权力，由各州保留。

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总统为合众国陆海军和奉调为合众国服现役的各州民兵的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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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联邦宪法对军事制度的明确规定，是建国一代围绕民兵与常备军争论的直接结果。与《邦联条例》相较，宪法大大强化了联邦政府军事权力，同时也在保障公民自由与维护国家安全之间寻求平衡。在常备军问题上，宪法赋予国会“征集并装备陆上军队”的权力，是汉密尔顿在和平时期建立一支“可扩大的正规军”主张的直接体现。在民兵问题上，原本归属于各州的征兵、征税以及军官任命等关键权力，如今悉数集中于联邦政府。宪法明确指出，军事领域的所有立法与事务，均应由中央政府全权掌控。州政府的权力则相对受限，仅保留了民兵建设以及民兵军官的任命权。中央政府的架构由国会、总统的行政机构以及最高法院构成。其中，国会在军事事务上拥有广泛的权力，包括但不限于征税、宣战、征兵、维持军队、进行军事拨款、配备与保持海军、制定统辖陆海军的各项规则，以及随时召集民兵以执行联邦法律、平息叛乱和抵御外敌入侵，同时还负责规定民兵的组织架构、装备配备与训练计划。可以说，国会在军事领域掌握了核心的权力。

总统则担任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负责指挥应征服役的各州民兵，有权任命各级军官，对国会通过的立法予以批准，并且在必要时可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新宪法的实施，标志着中央政府真正成为了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核心，能够对国家军事力量进行统一的规划、建设和指挥，从而使美国的军事建设得以步入规范、有序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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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美军的六大军种

四

通过对美国独立战争中民兵制度及其后续演变的探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军事制度不仅在战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更与建国时期的政治文化相交织。民兵作为“公民士兵”，在独立战争初期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支持。民众所展现的“七六年热情”体现了殖民地人民对自由与独立的渴望，热情的迅速消退又暴露出民兵制度的诸多弊端。民兵缺乏纪律性、短期服役难以适应长期作战需求等问题，促使一部分军官与政治家提出建立常备军的主张。这一主张引发了激烈争论，反对者担忧常备军会威胁民众的自由与民主，而支持者则强调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最终，1787年联邦宪法在这一争论的基础上达成了妥协，既强化了联邦政府的军事权力，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各州对民兵，为美国军事制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民兵制度及其围绕该制度的争论，反映了建国时期美国社会对权力、自由与民主的深刻思考。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军事史”为代表的研究聚焦士兵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近年的部分研究关注战争中司令官与民兵的权力关系，“承认司令官们有时确实如其传记作者所说的那样在操纵着'木偶’的'提线’”，同时也考虑“指挥官们看起来更像'木偶’”的情形。民兵制度以及围绕民兵制度的争论，反映并影响着建国时期的政治文化，也为今日美国的军事组织形式奠定了基础。正如历史学家沃尔特·米利斯（Walter Millis）在《军队与人：美国军事制度研究》中所言：“1775年至1815年之间的动荡时期，不仅代表了一场政治，社会和经济革命，而且代表了一场军事革命。”围绕美国建国时期军事制度的研究非常丰富，无法一一列举。笔者将本文所参阅的专著与文章列于文末，供读者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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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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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塞尔·韦格利：《美国陆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